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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中國經濟不會陷入滯脹 不應過分夸大高杠桿影響



點擊量:173 | 日期:2018-10-11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總體看,中國經濟繼續保持穩中向好發展態勢,發展新動能在持續成長,基本面是健康的。然而,一些西方輿論卻不時炒作中國“消費降級”、“外資撤離”、“金融危機”等論調,忽視中國經濟基本面長期向好的客觀事實,夸大個案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近期中國經濟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加之外部環境由于美國挑起貿易戰等因素,社會各界普遍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前景也更加關注。

有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可能將面臨“滯脹狀態”,即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率上升。該觀點的基本依據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總需求三駕馬車增速全面下滑,導致經濟增速下降,這是導致經濟增長“停滯”的主要依據;第二,近期石油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導致中國工業生產面臨成本上升壓力,非洲豬瘟疫情導致生豬存欄數量下降,未來將影響豬肉供給,消費者價格也面臨上漲的壓力。綜合上述兩個方面,該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將面臨“滯脹狀態”狀態。

“滯脹”這一概念的本意包含著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率上升至少要持續較長時間,而非經濟增長率暫時性下降和通貨膨脹率的暫時性上升。客觀地說,近期美國發動的貿易摩擦給全球經濟復蘇造成了巨大的不確定性,美元加息和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也給全球金融市場穩定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中國總需求增速下滑和商品價格上升壓力確實存在,但是否嚴重到出現“滯脹狀態”狀態是需要商榷的問題。

首先,美國發起的貿易戰雖然對中國的出口造成了不利影響,但中國穩定內需尚有較大空間。總需求增速是與宏觀經濟政策高度相關的變量,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實現穩定內需的目標。有一種錯誤的觀點認為,中國廣義貨幣(M2)與GDP的比例已經超過2倍,因此存在貨幣超發現象,應該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事實上,M2與GDP的比例并不是衡量貨幣數量多寡的合理指標。日本M2與GDP的比例比中國還高,卻多年來深陷通貨緊縮的泥潭。因此,從穩定總需求的視角看,盯住通貨膨脹率是比盯住M2與GDP更好的判斷貨幣增速是否合理的指標。

2017年中國的M2增速為8.2%,比名義GDP增速11.2%低3個百分點。這表明,2017年中國總需求的穩定在相當大程度上是依靠貨幣流通速度的提升來實現的。改革開放以來, M2增速處在下降通道,且低于名義GDP增速超過2個百分點的情況總共出現3次,分別是1988年、1994年和2017年。其中前兩次當M2增速顯著低于名義GDP增速時都導致總需求增速的進一步下降。因此從穩定總需求的角度,應該理順貨幣政策傳導渠道,適度提升廣義貨幣的供給速度。

其次,中國經濟的高杠桿問題應高度重視,但不應過分夸大“高杠桿”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加劇市場負面情緒。以中國家庭部門的杠桿率問題為例,雖然用“債務與可支配收入之比”衡量的中國家庭部門的杠桿率超過美國,但以此作為依據來判定中國家庭部門的債務問題比美國嚴重,甚至作為引發債務危機和經濟衰退的依據是不合理的。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5年中國家庭部門的儲蓄占GDP的比例為23.1%;而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2017年年底,中國家庭部門債務占GDP的比例為48.4%。假設中國家庭部門的儲蓄占GDP的比例整體保持穩定的話,在不減少居民消費的前提下,中國家庭在不到3年時間內可以通過自身的儲蓄償還全部債務。這一點美國家庭部門是做不到的。眾所周知,美國家庭部門儲蓄率之低舉世聞名。2007年底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國家庭部門的債務占GDP的比例為97.9%,家庭和非營利組織的儲蓄占GDP的比例不到5%,也就是說美國家庭在不削減消費的前提下需要近20年才能償還債務。中美兩國家庭部門債務嚴重程度不可同日而語,中國家庭部門整體上應對債務問題的能力要比美國高得多。

第三,截至2018年8月份,中國生產者價格指數和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增長率分別為4.1%和2.3%,通貨膨脹率整體處在適度區間,近期并無現實的通貨膨脹壓力。而且溫和的通貨膨脹率事實上對經濟復蘇相對有利。社會各界比較關注的是近期全球石油價格上升和中國發生的非洲豬瘟疫情所造成的預期豬肉價格上升可能會給未來價格穩定造成一定的壓力。我們認為通過宏觀政策的積極應對,做到未雨綢繆,上述兩個方面的因素對于未來通貨膨脹造成的壓力有限。從宏觀政策來看,適度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減緩石油價格沖擊對企業生產成本的影響。財政政策減稅降費也可以增強企業應對石油價格的沖擊。對于穩定食品價格而言,通過擴大對豬肉等農產品(4.790-0.19,-3.82%)的進口可以實現穩定價格預期的作用。

撇開咬文嚼字的“滯脹”概念,面對近期經濟下行壓力,中國的宏觀政策也存在一定的調整空間。首先是協調“去杠桿”與總需求穩定之間的關系。短期內“去杠桿”與穩增長之間存在兩難選擇,應該系統地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其次,協調經濟政策部門目標和宏觀經濟整體目標之間的沖突。例如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控制政府杠桿率之間的短期矛盾也需要協調。第三,貨幣政策應該立足國內經濟目標,為維持經濟穩定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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